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战略:老旧工业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

By Pascal Hartmann, Frank Krueger, Chen Yiping & 王芳

引言

当代中国城市开发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现有的城市多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是说,这些城市在未来将无法维持今日的状态。而不可持续的城市现状也进一步威胁着中国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并不让人意外,高速发展的中国,必须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迁徙。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在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前途仍然漫漫。因此,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采取众多新战略,其中一部分已应用于现今的城市开发。本文将讨论的老旧工业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就是此类可持续战略的一个例子。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已涌现一批将老厂房和仓库改造为创意文化产业、办公建筑等成功案例。深入探讨适应性再利用的可持续潜力,并提倡将适应性再利用作为中国城市开发的一种常用手法。

适应性再利用,指通过对老旧建筑的再定位并改造,使其发挥新功能。适应性再利用是建筑改造的一种方式,但应区别于建筑翻新以及古建保护等建筑改造方式。古建保护是指修缮历史建筑,保存其历史和文化价值。该类代表作包括北京紫禁城、上海外滩、中国长城等历史地标,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至关重要,是一个民族价值和审美的体现。适应性再利用也会保存原有的建筑结构,但保存历史只是重要却次要的目的。建筑翻新指保留现有建筑功能并翻新,安装现代化供暖系统、更换窗户或加固建筑,延长建筑使用寿命。适应性再利用则既包括建筑翻新,又完全改变建筑用途,使其拥有全新功能。

适应性再利用已成为当今世界建筑界的一种主流模式,适用于各种建筑,并有多种改造形式。如:教堂改造为餐厅;旧火车厢或废弃的发射井改造为住宅;工厂改造成音乐厅;医院改造为酒店或写字楼等。本文将探讨几个国际上杰出的适应性再利用案例,以及上海老旧工厂和仓库改造的案例。

本文的主要论点如下:适应性再利用是可持续的、环保的、经济可行的,具有很高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第一部分,将通过对欧洲的两个杰出项目: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和德国鲁尔区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介绍来探讨适应性再利用的文化价值,以及与文化产业的深刻联系。并且进一步审视世界上几个最有创意的企业总部设计与其如何通过适应性再利用来激发创新的。第二部分,回顾适应性再利用在上海文化产业崛起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研究其带来的经济价值以及三个不同阶段,并探寻建立创意园区与上海城市活力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综述适应性再利用的可持续价值。

适应性再利用与文化产业的联系

在欧洲,老旧工业厂区改作文化用途的做法已有许多的历史。老旧仓库被改造为剧院、画廊、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和图书馆等。欧洲改造后的工业建筑与文化产业联系密切,兴起了一些以老旧工业建筑为核心的文化产业集群。我们将通过两个案例,即伦敦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德国鲁尔区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来探索这种密切的联系。

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 ART GALLEY

泰特现代美术馆坐落于伦敦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堂隔河相望,可说是世界上适应性再利用最有名的案例。其建筑前身是由史考特爵士(Sir Giles Gilbert Scott)设计的河畔发电站,该电站于1952年至1981年期间供电。主体建筑长200米,由砖墙覆盖,内部是钢结构,其中心高99米的烟囱是标志性特征。电站于1981年停用,几乎遭受被拆除的命运,直到1994年泰特现代美术馆决定迁至此处才得以幸免。改造方案是由著名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设计的(该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的代表作为北京鸟巢)。现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以每年接待470多万来访者而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现代美术馆

泰特现代美术馆最具特色的空间当属涡轮大厅,曾是发电涡轮机组所在地。大厅有五层楼高,开放面积达3400平方米,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展厅,并在过去的几年中举办了一系列最壮观的现代美术展览。从2002年10月到2003年4月,印裔英国艺术家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于该大厅展示巨型雕塑《玛耳绪阿斯(Marsyas)》。一年后,冰岛公共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Ólafur Elíassonn)在该大厅展示了他著名的作品——《气象计划》,即在厅中安装一个人工太阳,将整个大厅笼罩在温暖耀眼的阳光下,让人们体验。这些著名的艺术作品都是为涡轮大厅量身打造,如果没有如此宏大的空间,将无法很好的展现如此庞大的作品。新建美术馆无法提供如此的大空间,这也正凸显出适应性再利用建筑的优势,以及其出乎意料的新奇效果,泰特现代美术馆就是一个实例。

建筑师常常会在有意或无意中迎合其所在时代的理念。然而,设计是需要既有可行性、又有吸引力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建筑设计,要求其必须符合所处时代的经济条件。而改造老旧建筑时却可以尊崇不同的理念。适应性再利用是一种融合艺术,新旧结合、跨越时空的设计理念。失败的案例无法使新老协调,而成功的却常常带来惊喜。因此,适应性再利用为城市开发中建筑如何推陈出新提供了新视角。

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ZECHE ZOLLVEREIN

适应性再利用建筑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坐落在德国鲁尔区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前身是位于德国传统工业带鲁尔区的煤矿工业区,该工业区自1847年投入运营,占地100公顷。园区内建筑众多、风格独特。12号竖井是早期包豪斯风格的杰出作品; 55米高的卷扬塔是整个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煤钢生产亏损,此地区开始日渐衰落并于1986年被迫关闭。这也被视为一个工业沸腾年代的终结,高居不下的失业率让整个区域迫切需要找寻新的方向和自我认同。

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在1986年倒闭后立即成为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区,于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现今,园区已经成为汇集博物馆、礼堂、餐饮、学校、办公、露天集市、运动设施、美术馆和展览馆等于一身的多功能文化园。参与到此适应性再利用设计中的,还包括著名的Foster & Partners以及Sanaa建筑设计事务所。改正充分尊重工业区老建筑的特点,突出适应性再利用的典型元素——新旧对比。Sanaa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管理学院是一个有不规则窗格的白色后现代水泥立方,与周围工业建筑的暗色基调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已经成为鲁尔区最受欢迎的景点,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参观。

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不仅仅是再利用的个案,对于整个地区也有重要意义。它是鲁尔区工业文化辉煌过去的丰碑,改造后成为后工业时代导向,并朝着创新、教育和文化产业方向发展。以上这些案例可以从中注意到,只有通过改造老旧建筑使其焕发新的生机,才能运用新老融合为整个地区与城市注入活力。

适应性再利用与文化产业

适应性再利用建筑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契合点究竟在哪里?答案其实很务实:工业空间可以完美满足文化产业对于空间的需求,便于展览、或开设工作坊和工作室,而且本身建筑风格也是原因之一。如运用得当,适应性再利用建筑将妙趣横生,充满了新旧对话的建筑语言,对比冲击迸发新火花。通常老旧工业元素会得以加强,不加修葺的砖墙、暴露的立柱与横梁结构、粗糙原始的混凝土表面,工业历史的遗痕不被摘除,而是更好低融入新设计。相对的,新建筑元素运用玻璃和金属等现代材料打造新的楼梯或楼层。不同材料的撞击进一步加强过去与现在的对话,也使承载岁月历史的建筑更显张力与内涵。正是这种时空交错之体验吸引人们参与文化产业,也使得改造后的老建筑与文化产业完美契合。

创意办公:谷歌与脸书

老旧工业建筑改造不仅吸引文化产业入驻,也吸引创意产业。全世界的创新企业偏好在改造后的老厂房和仓库设立办公中心。这些老旧建筑为何对创意企业有如此大的吸引力?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意识到创新企业与传统行业运作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创意行业仅通过创新就可以创造价值。如软件开发、建筑设计、市场营销、广告、媒体和时尚设计等。但创意是非常稀缺的,只有少数人具备,且难以管理。所以创新企业为了留住人才、促进创新,会竭尽所能。

脸书和谷歌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企业,总部都设于再利用的工业建筑之内,是办公空间创意设计的典范。其办公空间与传统办公空间迥然不同,甚至以为不是作办公之用,而更像年轻人的俱乐部。这两个企业总部内,天花板挑高,空间开放,管线暴露,一些墙面刷有鲜艳的涂料,一些则保持原始粗糙感。员工以滑滑板、骑自行车甚至滑梯的方式穿梭于建筑之内。既有团队工作的区域,也有独立不受打扰的空间。很多区域内,桌椅的摆放形式便于员工聚集起来召开非正式的会议。在谷歌和脸书的总部工作自然是一件乐事,但为何如此设计却有极深的用意。研究表明,创意的本质是爱玩的天性加上社交和沟通,这两家企业总部建筑设计正是遵循此原则,旨在激发创意。

那为什么创新企业特别钟爱这些改造后的老旧工业建筑?原因与文化产业相同:老旧厂房和仓库提供适宜的空间,并有好玩的设计。也许,改造后的工业建筑将是稀缺创意灵感的源泉所在。

上海创意园区和创意产业的兴起

适应性再利用的第一阶段

老厂房和仓库也颇受上海创意人才的青睐。上海最早出现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是位于南苏州河路1305号的旧仓库的改造。台湾建筑师登琨艳在1997年发现了这个仓库,并将这一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建筑改作自己的建筑设计工作室。改造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他注重保护原有的建筑,使用拆迁旧址的老旧材料进行改造,并使用石灰水粉刷墙壁,而不是粉饰一新,以突显建筑的沧桑。改造后的建筑具有浓郁的旧时气息,又融合当下氛围,时间仿佛静止一般,像是对不断变迁的城市格局一声忧郁的叹息。此项目获得了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保护荣誉提名。该仓库现在是一家青年旅社,几年前的一次翻修后已经不幸失去了其所有的独特品质。

但它也确实开启了上海改造工业建筑热潮的第一阶段。截至2002年,苏州河沿岸30间老旧仓库被改造容纳超过一百间工作室、画廊、设计室和工作坊。第一阶段的改造热潮原本可以让上海早期的创意产业聚集地初步成型,但当时这类改造尚未得到市政府的支持,而老旧建筑对于城市规划部门也没有任何价值,反而是沉重负担。所以很多转型成为上海最早一批创意产业聚集地的旧工业建筑被拆,为建造现代住宅腾出空间。

现已蜚声国际的莫干山路50号的M50创意园就是最早一批经工业园区改造的创意园区。该区建筑曾于多年间屡次险遭拆除。M50是上海适应性再利用第一阶段发展的代表性项目。坐落于苏州河半岛上的M50曾经是一个纺织厂,它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99年迎来了第一个入驻的艺术家薛松,其后陆续有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画廊老板搬入。它并非由任何一个投资方开发或建筑设计公司设计改造,因此,直至今日,园区内并没有统一的设计感。而这种自生的发展赋予艺术园区原始的工业气息。M50是适应性再利用的典范,展现了草根阶级的价值与力量。这种自生发展非常少见,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应该得到城市的支持和鼓励。

适应性再利用的第二阶段

在上海,有一个项目改变了公众的舆论以及对老建筑价值的看法——新天地。新天地生活广场于2002年由香港瑞安集团开发、本杰明·伍德(Ben Wood)和日建设计事务所(Nikken Sekkei International)设计,综合了餐饮、酒吧、酒店、画廊和商铺等多种功能。此项目对一座旧式的石库门社区进行整修,以展现对过去时光的追忆,并取得极大的成功,成为了上海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

2003年,八号桥成为了上海对工业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的新标准。项目位于原卢湾区中心,原址上是上海汽车制动器公司,由HMA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八号桥的一大特点就是把老旧的工业元素和新玻璃幕墙、木地板和新外立面材料等现代元素相融合,建筑之间通过走道和桥梁相连。在当时,其建筑风格已很有开拓性,在投入使用十年之后依然别具一格。

但八号桥真正的成就在于其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八号桥由时尚生活中心有限公司投资开发,公司向拥有20年土地使用权的国有企业租赁了废弃的工业厂房,时限过后厂房重新回归土地所有者。不同于M50创意园等各自为政,八号桥整体进行了统一的修缮和现代化改造,然后再将改造一新的办公场地出租给各家公司。由一家开发商出资整修厂房并进行物业管理,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八号桥已经成为上海租金最高的替代办公场所。这一商业模式已被证明是可行的,并可运用在全市众多的废弃工业厂房中被。八号桥也成为了上海适应性再利用第二阶段的开山之作。

2006年到2010年间,在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意园区在全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首先是在市中心有可用的闲置工业建筑。在上个世纪,上海一直是一个工业城市,而在新世纪已转变成为有全球视野的后工业化城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工业生产被逐步淘汰出市区,而那些空荡的厂房被作为时代的残像闲置城中。时至今日,许多厂房还留在老式的居民区内。这些工厂通常属于国有企业,需要为员工支付养老金,所以愿意将不动产出租出去,也有些国有企业会自己将工厂改造成的创意园区。一方面有闲置的工厂供应,另一方面又有对办公场所的需求。上海需要大量的办公场所,创意园区正好能满足这个需求。

最终,创意园区的发展得到了市政府的支持。2006年5月,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中提出了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战略。创意产业是创新经济的里程碑,但中国缺乏足够的创新企业和创意人才。为了弥补这种缺憾,报告提出发展创意园区,让创意企业能聚集起来,找到租金合适的办公场所和孵化园,培育有创造性的人才。报告还提到上海已有36家创意园区,其中三分之二为适应性再利用项目。M50、登琨艳的仓库和八号桥都在其列,成为创意办公场所的范例。政府官员、开发商和城市研究者纷纷到访学习这新的城市建筑类型。适应性再利用有利可图,新创意产业群在上海遍地开花。现上海已有几百个适应性再利用的项目在运行中。

适应性再利用的第三阶段

上海适应性再利用的第三阶段以多元化为特征,并且从一开始便身兼多重功能。例如建国路的Loft是传统的创意园区,但也融合了咖啡馆、餐厅和酒吧等功能,引得许多人来此消磨时光。虽然Loft没有很高的设计价值,但在上海的一些地方对这种场所的需求仍很高。常德路的800秀是另一个多功能创意园区,兼有文化与休闲功能。园区曾是机电厂,最大的亮点是120米长的展示大厅,可以举行各种展览和时装秀。许多创意园区都有多种功能,反应了创意产业的工作文化——即工作与生活往往相互交织。

田子坊的开发很好地说明了上海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多元化特征。田子坊创建于1998年,著名画家陈逸飞在泰康路210弄的原上海食品工业机械厂木工车间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位于上海传统的老式石库门居民区内。不久其他艺术家也纷纷效仿,田子坊成了典型的适应性再利用第一阶段的案例,为创意人员提供廉价的工作场所。西康路的小弄堂在随后的几年中不断演变,成为了第二阶段的适应性再利用创意园区,引起了政府官员和学者的极大关注。慢慢地,小餐厅和商铺开门迎客,起先是沿着210弄,后来开遍了相邻的石库门居民区。最终田子坊的商铺和餐厅数目甚至多过创意办公室。现在田子坊是艺术和娱乐的场所,毗邻新天地的又一个时尚生活中心,一个可以挥洒创意、遥想过往的热门景点,每周末吸引上千游客。

永嘉庭是近年来上海老旧建筑再利用的又一个成功案例。前身是位于前法租界的航天技术研究所,项目的定位也是成为集画廊、餐厅和酒吧于一身的时尚生活中心。其主要特点是与街道隔开的全包围内庭空间。庭院中有户外的座椅和活动场所。永嘉庭在2010年投入使用,第一天就出租一空。项目旗开得胜,每每傍晚和周末都能吸引大批顾客,它的成功也带动了周边发展,创造了新商机。

田子坊的转型和永嘉庭的成功反应了上海人对新城市空间的需求。上海是处于转型中的城市,人们的生活方式与需求和这座城市一样快速地变化着。特别是年轻一代,在闲暇之余和周末休闲新去处,可以交友、散步、相谈和寻找新目标,更重要的是:可以观察他人。这种场所有时也被成为“第三地点”,是家庭(第一地点)和工作(第二地点)的两点一线之外的地方。近年来一些再利用项目(如田子坊)逐渐成为“第三地点”,或是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种需求(如永嘉庭)。

那么我们就应后退一步,从更广的角度思考上海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为什么上海突然有了对“第三地点”的需求?对于新城市空间的需求来源于不断变化的城市活力。上海曾经是座工业城市,在过去十年内转变成后工业城市。这意味着第三产业已成为上海的主导经济力量,对整个城市发展有深远影响。工业城市靠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充足的资源和便捷的交通。上个世纪上海一跃成为工业城市得益于地处长江口、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地理优势。但是后工业化城市靠的是高技能人力资源。之前提到创意企业的根本是员工的创造力,如今上海需要大量的人才,而创意产业在上海的发展也加大了对创意人才的需求。

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吸引创意人才的能力至关重要。上海要与香港、伦敦和纽约等全球创意中心竞争人才。城市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吸引创新人才的能力。所以上海必须成为一座有吸引力的城市,让人们乐于居住。城市的宜居性是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关键因素。有许多因素都影响城市的吸引力,但与再利用的工业建筑可持续性直接相关的因素是城市文化。

在传统的城市理论中,城市文化与戏剧院、歌剧院、博物馆等文化建筑紧密相连。许多旨在提升文化层次的城市大都建造此类建筑。但是这种对文化的认识已经过时,无法满足现代创意城市的要求。城市文化中更重要的其实是进行文化创造的创意人员和他们参与文化创造的场所。与如今的城市文化联系更紧密的是生活方式,而不只是文化活动。这意味着有着文化丰富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创意人才,而没有城市文化的则很难吸引。纽约、柏林或伦敦等熙熙攘攘的文化中心能够较为容易地吸引创意人才,因为这些城市允许他们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创意城市有着最为灵活的创意经济。

这就凸显了上海创意园区的重要性。上海目前可能暂时无法与伦敦、纽约等在城市文化方面相提并论,仍是“发展中城市”。创意园区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利器,是发展创意人群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的基础,是创意人才得以交流和参与文化创造的中心,是上海正在形成中的城市文化的孵化器。将工作场所与“第三地点”结合能提高效率,因为这些人才可以享受全面的创意生活方式。适应性再利用的建筑也有助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因为这种模式对创意人才也很有吸引力。

总结:适应性再利用的可持续性

对原有的工业建筑进行适应性再利用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各个案例和论点说明了适应性再利用的复杂性以及此类项目如何满足城市的需求、如何融入现代化大都市的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再利用可以让中国的城市更为可持续。可持续性的三大支柱为:经济可行、环境负责和社会平等。也就是说一个项目是否可持续,要看它是否能产生经济效益、最大程度降低污染和带来社会效益。

适应性再利用的经济价值

适应性再利用在上海的历史并不长,却已经证明改造老旧工业建筑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从一开始仅是满足创意企业对特殊办公场所的需求,到发展成与城市互惠互利。创意产业与创意园区展示了上海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完成了从工业城市向后工业化城市的伟大转变。原本用于工业生产的场所,现在已然成为创新源泉的创意园区。

适应性再利用的环境价值

适应性再利用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也对环境有所裨益。这一点随着中国的环境状况恶化而显得尤为重要。污染可以说是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建筑工地是主要的污染源之一,因此建筑行业应该采取相应措施。建筑工地的垃圾现在大约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比重之高不仅是因为城市的飞速发展,也是因为建筑物的使用周期短。中国建筑的平均使用年限为30年左右,而美国74年、英国132年,而拆除建筑的废墟是城市垃圾的主要来源。另外,在生产建筑材料中产生的温室气体会贮存在以混凝土为主的建筑结构中。应对这一温室气体源,需改善混凝土的生产质量,并更多的考虑如何增加建筑的使用年限,所以适应性再利用的策略可以让城市环境更加可持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延长建筑寿命。

社会效益

老旧建筑的再利用可以保存融合在这些建筑中的历史原貌,这对中国尤为重要,因为快速地城市化已经导致许多老旧建筑被拆毁。但老旧建筑对城市环境意义重要,它们连接城市的历史,见证城市的发展,书写城市的记忆,让人感知时间的流逝。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增加建筑的多样性。适应性再利用的项目往往是独特的,让建筑不同于同时代的建筑风格规范,并缓解中国新建城市的一大挑战:建筑环境千篇一律。人们需要休闲的场所,但是新建城市的单调乏味让人们很难与城市环境产生共鸣。适应性再利用可以看做是在创造新场所,上海的许多案例都显示其创造性潜力,能够造就出非凡之地。而最重要的是,适应性再利用项目能够成为激发灵感、推动创新和培育创造力的场所。创新是未来最重要的资源,明天的城市要想取得持久的发展,最为倚重的必然是创造力。

城市的未来才刚刚开始……